【河南】邹相
一、白居易的生平事迹
白居易（772-846），字乐天，晚年又号“香山居士”，祖籍山西太原，生于河南新郑，后迁华州下邽（今陕西渭南市临渭区下邽镇）人，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也是我国文学史上负有盛名且影响深远的诗人和文学家。他的诗歌题材广泛，形式多样，语言平易通俗，与当时的李白、杜甫齐名，被誉为“诗魔”“诗王”，著有《白氏长庆集》七十一卷。白居易既是唐代的著名诗人，又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与佛教僧侣往来尤为密切。
白居易少年时读书刻苦，十六岁时到长安赴试，因“离离原上草”一诗，倍受当时大诗人顾况青睐，并极力推荐，名噪一时。到贞元十六年（800），白居易中进士，“十八年，与元稹同举书判拔萃科。二人订交。以后诗坛元白齐名。”十九年春，授秘书省校书郎，为朝廷校勘和整理图书典籍。此时，白居易才正式步入仕途。元和元年（806），白居易辞去校书郎之职，撰《策林》75篇，登“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授县尉，并写《观刈麦》《长恨歌》《池上》。元和二年回朝任职，十一月授翰林学士，次年任左拾遗。四年，他与元稹、李绅等倡导新乐府运动。五年，改京兆府户曹参军。他此时仍充翰林学士，草拟诏书，参与国政。他能不畏权贵近臣，直言上书论事。元和六年，他因母丧居家，服满，应诏回京任职。
元和十年（815），宰相武元衡和御史中丞裴度遭人暗杀，武元衡当场身死，裴度受了重伤。对如此大事，当时掌权的宦官集团和旧官僚集团居然保持镇静，不急于处理。白居易因率先上书请急捕刺杀武元衡的凶手，被贬为江州（今江西九江）司马。次年写下《琵琶行》，开始“吏隐”，在庐山建草堂，思想从“兼济天下”转向“独善其身”，闲适、感伤的诗渐多。元和十三年（818），改忠州刺史，十五年（820）还京，累迁中书舍人。因朝中朋党倾轧，于长庆二年（822）请求外放，先后为杭州、苏州刺史，颇得民心，杭州人为了纪念他还把靠西湖边的一面，命名为白堤。文宗大和元年（827），拜秘书监，第二年转刑部侍郎，四年，定居洛阳。后历太子宾客、河南尹、太子少傅等职。会昌二年（842）以刑部尚书致仕。在洛阳以诗、酒、禅、琴及山水自娱，常与刘禹锡唱和，时称“刘白”。会昌四年，出资开凿龙门八节石滩以利舟民。75岁病逝，葬于洛阳龙门香山琵琶峰，李商隐为其撰写墓志铭。
二、白居易的佛教因缘
《五灯会元》载曰：“杭州刺史白居易，字乐天，久参佛光，得心法，兼禀大乘金刚宝戒。元和中，造于京兆兴善法堂，致四问。十五年，牧杭州，访鸟巢和尚，有问答语句，尝致书于济法师，以佛无上大慧，演出教理。复受东都凝禅师八渐之目，各广一言而为一偈，释其旨趣，自浅之深，犹贯珠焉。凡守任处，多访祖道，学无常师，后为宾客分司东都，罄己俸，修龙门香山寺。”“久参佛光，得心法”，不难看出，白居易与佛教结缘较早，且得到佛法真谛。
据载，唐贞元年间，白居易两度到洛阳，参访了东都圣善寺法凝禅师，求得观、觉、定、慧、明、通、济、舍八字心要，各颂一偈，此八言为入道之渐门，故称“八渐”。可以说，法凝禅师是他的佛学启蒙导师。贞元十九年，他从佛光如满禅师处接受斋戒。他退任后，和在香山寺的佛光如满禅师结香火社，遂自称“香山居士”。他与佛光如满的情谊延续了三十五年之久。白居易曾与翰林学士钱徽一同学习《金刚三昧经》，四度至长安兴善寺问道于大彻禅师，转向南宗禅的参究。他写道：“已年四十四，又为品官……近岁将心地，回向南宗禅，外顺世间法，内脱区中缘，进不厌朝市，退不恋人寰，自吾得此心，投足无不安。”
白居易的佛教信仰是与他的家庭变故和官场失意有很大关系。在他进入官场做谏官期间，他的母亲在渭村病逝，母亲病逝后，白居易因为母亲守孝三年，暂时告别官场，退隐渭村。期间他认真钻研佛理，从佛教中探寻人生无常的原因。但是家庭的不幸接踵而至，在其母亲去世后不久，他深爱的女儿金銮子不幸在三岁时夭折。女儿的夭折给白居易以沉重的打击，也让他体会到更多的人生无常。
白居易在杭州任刺史时曾参访鸟巢禅师。鸟巢道林禅师见秦望山上松枝茂密，就居于树上，有如鸟儿筑巢而居，故人们称他为鸟巢禅师。白居易仰观禅师在树上摇摇欲坠，迷惑地说：“禅师住处甚为危险。”禅师说：“太守的处境比我更危险。”白居易说：“弟子为一州太守，住镇江州，何险之有？”禅师说：“你身居官场，明争暗斗，识性不停，譬如薪火炽燃，怎么不岌岌可危？”白居易请教道：“什么是佛法大意？”禅师说：“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白居易说：“如此简单的道理，三岁小孩也知道。”禅师说：“三岁孩童虽会说，但是八十岁老翁却未必了解其意。”白居易听罢，当下大悟，更对佛教笃信不疑。
“江州之贬”对白居易而言，是一次巨大的人生转折，既让他重新开始对社会险恶的思考，又坚定了他“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人生格言。于是，他开始进出于庐山东林寺、西林寺等佛教寺庙，强化自己的佛教理念，并对佛教“普世关怀精神”尤为推崇。
到了晚年，白居易更将学佛修行作为人生之一大事因缘，他说：“愿以今生世俗文学放言绮语之因，转为将来世世赞佛乘转法轮之缘。”这，真让人涕泪满面！
三、白居易诗词中的佛教情怀
白居易被贬到江州、忠州时，开始学习坐禅，和兴果寺神凑禅师、东林寺智满禅师等交往甚密。其在东林寺藏经楼读慧远大师文集深受启发。他后来将自己的文集奉献给与他有缘的寺院收藏。如庐山东林寺、洛阳圣善寺、苏州南禅院的千佛堂、龙门香山寺等都收藏有他的诗文集。在他的诗词作品中，充满了对佛教的敬仰、对佛法的追随，也凸显了其自身的修行水平和世事无常、慈悲济世的佛教情怀。
白居易经常在诗歌中传递自己对人生无常的感叹。如他在《自觉》诗中云：“四十未为老，忧伤早衰恶。前岁二毛生，今年一齿落。形骸日损耗，心事同萧索。夜寝与朝餐，其间味亦薄。……不畏复不忧，是陈老病药。”在诗中，刚过四十岁的白居易有种衰老的感觉，头上不仅有白发，还掉了一颗牙齿，经常感觉到体力不支，精神耗费太多，对饮食也没有了兴趣。但是，在诗的后部分，作者话锋一转，“畏老老转迫，忧病病弥缚”，即是说，你越是害怕衰老，就老得越快；你越是害怕疾病，疾病越是缠身。倒不如“不畏复不忧，是陈老病药”，知道人生无常，顺其自然，一切也不过是心理作用而已。
白居易对佛教禅宗尤为青睐，在与各位禅师坐而论道之余，也留下了不少禅意诗词。如《闲居》一诗写道：“风雨萧条秋少客，门庭冷静昼多关。金羁骆马近卖却，罗袖柳枝寻放还。书卷略寻聊取睡，酒杯浅把粗开颜。眼昏入夜休看月，脚重经春不上山。心静无妨喧处寂，机忘兼觉梦中闲。是非爱恶销停尽，唯寄空身在世间。”诗中，作者对官场生活表现出厌烦的心理，只想在平淡的生活中找到心灵的安定，“书卷略寻聊取睡，酒杯浅把粗开颜”。然而，他毕竟身处红尘之中，身处官场之中，不得不去面对各种俗事，只想“远离三界外，不在五行中”，即他所写的“是非爱恶销停尽，唯寄空身在世间”。他在《读禅经》一诗中，分享了他对禅经的体悟：“须知诸相皆非相，若住无余却有余。言下忘言一时了，梦中说梦两重虚。空花岂得兼求果，阳焰如何更觅鱼。摄动是禅禅是动，不禅不动即如如。”他将禅归为动静一如。他在《闲吟》一诗中写道：“自从苦学空门法，销尽平生种种心。”足以见出，白居易对佛学的体验是十分深刻的。他还曾观照自己的前世为诗僧：“辞章讽咏成千首，心行皈依向一乘。坐倚绳床闲自念，前生应是一诗僧。”这种佛教情怀也令人钦佩不已。
白居易除了自己皈依佛门，持斋守戒外，还大力倡导放生，以佛教慈悲济世的精神普度众生。他写下了《放旅雁》《放鱼》《赎鸡》等放生诗。他在《鸟》一诗中写道：“谁道群生性命微，一般骨肉一般皮。劝君莫打枝头鸟，子在巢中望母归。”这首诗广为流传，并被收录于《护生画集》，成为戒杀护生之典范。白居易在《赎鸡》一诗中写道：“常慕古人道，仁信及鱼豚，见兹生恻隐，赎放双林园。”在《放鱼》一诗中写道：“晓日提竹篮，家僮买春蔬。青青芹蕨下，叠卧双白鱼。……放之小池中，且用救干枯。水小池窄狭，动尾触四隅。一时幸苟活，久远将何如。怜其不得所，移放于南湖。……”这些诗作无不充满着佛教慈悲济世的理念和悲天悯人的情怀，也印证着白居易与佛教之间的深情厚谊。
四、白居易与嵩山少林寺、洛阳香山寺的殊胜之缘
在白居易的诗篇中，还能看出他与少林寺之间的殊胜因缘。如在《全唐诗》中记载有白居易的一首诗，名为《从龙潭寺至少林寺题赠同游者》，诗云：“山屐田衣六七贤，搴芳蹋翠弄潺湲。九龙潭月落杯酒，三品松风飘管弦。强健且宜游胜地，清凉不觉过炎天。始知驾鹤乘云外，别有逍遥地上仙。”诗中反映出白居易到少林寺时的感怀，体现出他晚年时禅心的自然流露，通篇洋溢着“清凉”之意。白居易与当时的大禅师惟宽禅师有着密切的往来和深厚的交情。贞元十三年（797），惟宽禅师在嵩山少林寺居住，精研心禅法要。在诸多禅宗公案中，皆收录了白居易与惟宽禅师之间的对话。如在唐代元和四年，宪宗诏惟宽禅师至京城。时任刑部侍郎的白居易问他：“既然称为禅师，为何还要说法？”禅师道：“佛之最高智慧，显于身为律，说于口为法，行于心为禅。应用有三种，但其来源却是一致的。譬如江、湖、淮、汉，各自在本地都有名称，名称虽不相同，但水的本性却没两样。律即是法，法不离禅，为何要妄加区别呢？”白居易又问：“既无分别，何以修心？”禅师道：“心本无损伤，为何说要修心？无论污垢洁净与否，一切念想都不要产生。”又问：“污垢不可想，洁净也不能想吗？”禅师道：“就像人的眼睛中，一点东西也不可有。”这段对话，既见证了白居易与惟宽禅师之间的友谊，也体现出白居易在禅法上的修为。
晚年的白居易，钟爱于洛阳龙门香山寺的幽静，并以其作为自己最后的归宿。他写道：“空门寂静老夫闲，伴鸟随云往复还。家醖满瓶书满架，半移生计入香山。爱风岸上攀松盖，恋月潭边坐石棱。且共云泉浩缘境，他生当此作山僧。”唐文宗大和四年（830），白居易分司东都，屡游龙门。十二月，代韦弘景为河南尹；大和六年（832），以撰元稹碑志所受笔润六七十万钱施修香山寺；开成五年（840），白居易自编《洛中集》十卷共格律八百首，藏于香山寺藏经堂；会昌四年（844），以悯舟人楫师大寒之月裸跣水中推挽束缚之苦累，散施家财，开龙门八节石滩水道，以利舟楫之过往；会昌五年（845）春三月，邀胡杲、吉皎等于履道里设“七老会”。及夏，又合僧如满、李元爽二人，将这一邑社群贤刻写为“九老图”，镶嵌于香山寺的廊壁间。此后，“香山九老”的故事，也与“竹林七贤”相媲美，为当地民众耳熟能详之佳话。会昌六年（846）八月，白居易卒于洛阳履道里，遗命葬龙门香山寺如满禅师塔侧，与洛阳龙门香山寺结下了永远的因缘。
综上可知，白居易的一生是艰辛多舛的，其与佛教之间的因缘也是尤为殊胜的。从他不幸的家庭遭遇，到其坎坷的官场经历，无一不体现出佛教无常的影子。而他选择笃信佛教，依法奉行，也正是其悲天悯人、慈悲济世的体现，更是其心性高洁、直下担当的明证。
（作者系中国散文家协会会员、河南省作协会员、河南诗词学会会员、河南省直书法家协会会员、河南省青作协副秘书长、郑州市作协理事、《禅露》执行主编。先后出版《禅心乡韵》《拈花微笑》《且听风吟》《素心若荷》《守园往事》等多部著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