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黄夏年
武术是用身体动作或器械进行健身和搏击的运动，人类最早的锻炼与搏斗行为。二千余年的佛教最早没有“武术”说法，“术”是指特殊技术，例如“如人学射，先安其足，后习其法及诸剑术，一切武艺斯为根本”。（《大方广佛华严经》卷36）现在人们所说的“武术”概念，在佛经里是用“武艺”来表示的。《大方广佛华严经》卷43云，菩萨摩诃萨有十种事现童子地，所谓“书、数、算计、刻印、方便现此业故，现童子地；现乘象、马、车乘、弓射诸武艺故，现童子地”。据说佛陀的祖国——净饭国人都是一些武林高手，《经律异相》卷4云：“白净王国，武艺最胜，诸国所惮。”悉达多太子武艺入神，“挽强箭射如雨，过九铁鼓，至铁围山等，善射不坠。”（《释氏六帖》卷23）“术”与“艺”的不同使用，在中国文化里出现不同理解，前者是“技能”，后者是“演技”。佛经描写战斗场面时，“如有丈夫长臂勇健，着坚甲胄，马疾如风，乘以入阵。干戈既交，心乱坠马，武艺捷习，还即跳上，识弃于身，速即受身，亦复如是”（《大乘显识经》卷2），可见短兵交接时，士兵从马上掉下来后，就要依靠“武艺”来战胜对方了。
中国佛教与武术题材，非少林寺莫属。古人曰：“（少林）寺八百余僧自唐太宗退王世充，赐昙宗官，僧各习，武艺俱绝。”（《嵩山少林寺辑志》卷22）唐代十三棍僧救唐王的故事一直在历史上流传。少林寺僧人善护、昙宗、志操、惠瑒等十三位僧人接受了秦王李世民的号召，率众出击，俘虏了王仁则。昙宗受封为大将军僧，少林寺受赐四十顷地，此事被刻在石碑上，目前仍存寺内。少林寺僧人习武开新风，形成以少林寺为首的僧兵队伍，应朝廷征召抗击倭寇，保卫国家。当代著名学者印顺法师说：“嵩山少林寺，在北魏时是佛陀禅师、达磨禅师的修禅道场。唐初，少林寺僧就以武术协助太宗平王世充有功。少林寺的拳术最为著名，而且是很久的了。少林寺的壁上画着拳法，让人自由观摩学习。有人说：为了山林修行的常有虎豹等危害，所以达磨教弟子学习拳术，这是近人情的。
现在虽没有明确的文证，然从上说静中发现的身体自动，化为拳术来判断，少林拳法的来源，可能为达磨门下。有人在静中引起身体的自动，发展为有次第、有规律的拳法，由旁人依着来学习。自发自动的运动，这才变为模仿的学习，成为锻炼体魄的拳术。进一步，变为攻击他人的武术了。拳法与少林寺僧有关，渊源于坐禅，这应该是近于事实的解说。”（《佛法是救世之光》卷30）
印顺法师从佛教禅静关系上说明少林寺僧人为什么要练武坐禅，两者是什么样的关系，这是佛教界典型看法，印证中国佛教界著名居士赵朴初生前说过的“少林是禅不是拳”的说法。但是少林寺武术并不是坐禅动与静这么的简单关系，它是武术文化与佛教理论相互结合后而出现的具有复杂的动静关系和社会理念于一体的具体表现物。从武术学上讲，少林寺武术不仅仅是用来在习禅时“跑动热身”作用，还有除健身之外的止戈为武、除暴安良、维护正义、保家卫国、护寺看院等积极作用，其社会意义已经超过了寺院层面，走向全社会。在冷兵器时代，少林寺武术代表整个中国武术的最高境界，成为武术界的旗帜。在中国武术界里，很多流派都愿意打着“少林武术”的招牌挟势天下，促使“天下武术出少林”口号变成了人人皆知的“公理”，很明显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少林武术的影响已经左右了人们对少林寺的认知。
在中国传统社会，武术与文化并列，所谓“文武双全”。五代演法禅师认为有二古德，“一人文章浩渺。一人武艺全施”。（《法演禅师语录》卷3）禅武关系相当于“文武”，武术代表着“动”，禅定主“文”。“武艺”除了对治禅静之外，还有化食健脾作用。佛经载乌苌国（今巴基斯坦西北边境省斯瓦特县）王及夫人虔信佛教，每在斋后为了消化食物，“习诸武艺”（《续高僧传》卷2）。武术被看作增强信心方式之一，佛祖说：“善男子！犹如大将善知兵法，教怯劣者学其武术。”（《佛说大般泥洹经》卷4）学佛就像烧制陶器的过程，用猛火烧陶，“猛火”就是类似“武艺”作用，“须用佛法智火”（《佛说大迦叶问大宝积正法经》卷2）将人格进行塑造。
总之，武术与佛教关系是值得重视的，需要我们加以研究！
（本文为《少林学辑刊第一辑（全七册）》序言。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