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林寺地处中原腹地嵩山地区，交通发达，环境优良，创建于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中外文化交流大潮之际——北魏太和十九年（495）。北魏孝文帝为了安置他所敬仰的印度高僧跋陀大师，在与都城洛阳相望的圣山——嵩山少室山北麓敕建少林寺，并“公给衣供”。作为禅宗祖庭和少林武术的发祥地，少林寺不仅在佛教和武术界具有显赫的地位，而且在社会上也有巨大的影响力。
少林寺作为皇家寺院，一直以来，其宗教地位、政治地位都来源于封建王朝的赏赐和崇敬。
隋文帝时期，大兴佛教，少林寺的慧远大师是当时召入西京长安的“六大德”之一，他在洛阳开讲，门庭若市，名震朝野。这一时期，隋文帝赐予少林寺土地一百顷，使少林寺也一改“周武灭法”之后的衰落，再次兴盛起来。
众所周知，“十三棍僧助唐”的故事，在平定王世充的战争之后，少林寺继续成为皇家寺院。之前，少林寺受到封建王朝的崇敬，仅仅局限在佛教范围之内，而这一次少林寺从单纯的宗教场所走向了社会，走进了政治舞台。唐太宗李世民为了褒奖少林寺，甚至要授僧人官位，但由于寺僧“唯求出家，行道报国”，而未取官职。但少林寺的昙宗法师，还是被封为明显具有军事职衔的“大将军僧”。可见，唐王朝给予少林寺的待遇，已远远超过了“行道礼佛”的范畴，这对少林寺由佛教寺院走向社会舞台，起到了重要作用。
唐高宗李治与武则天，曾到少林寺巡幸，并立碑、礼佛，当时的少林寺金碧辉煌，宛如人间仙境，如在《皇唐嵩岳少林寺碑》中记载：“海内灵岳，莫如嵩山，山中道场，巍为圣殿。二室迥合，八浴潺缓，地中贝花，门连石柱。妙楼春阁，府映乔林，金刹宝玲，上摇清汉。法界幽幽如彼，皇家之福应如此。”碑文中感慨，皇帝住的地方也不过如此。
北宋时期，少林寺社会地位的显赫，来源于官吏的颂扬和帝王的封赐。如黄庭坚、蔡京、苏轼等名人，多次为少林寺题诗、书丹。宋王朝更是开辟了对少林寺住持封赐的先河。
元代建立后，为了利用佛教巩固统治，开始给名僧封爵，对于禅宗祖庭少林寺，元朝理所应当地放在了首位。少林寺住持福裕大师为元王朝中央政府管理机构都僧省的“都总统”，总领天下释教。之后，福裕大师又被赐予“光宗正法”之号。去世后，他还被封为“晋国公”。福裕大师所获得的这些荣誉，正是少林寺享有特殊待遇的缩影。元代少林寺住持的赐封，开始制度化，规模化，如福裕、灵隐、足庵、中林、古岩等住持，皆承蒙元帝王的封赐。
明王朝建立后，在政治上仍然大力支持少林寺。如明洪武十五年（1382）在省府设立的僧纲司，其都纲（总领）一直由少林寺僧人出任，在县府所设的僧会司官，则均由少林寺僧担任。嵩山几十所寺院及僧人的纷争，都在少林寺里打官司。明王朝时期的少林寺僧兵，实际上是明王朝的一支重要武装力量。而且明王朝沿袭了之前对少林寺住持的任命，并颁发了“钦依”公文。明王朝对少林寺的修建也是倾尽全力，徽王府、周王府等多次出资兴修少林寺，慈圣皇太后甚至拆伊王府殿材，建少林寺千佛殿。
清王朝时期，虽然少林寺的地位大不如前，但从清初对少林寺的修建来看，仍然对少林寺十分重视。清初时期的海宽禅师，也受到了清王朝的“钦命”，康熙皇帝为少林寺亲书匾额。雍正皇帝虽对少林寺不满，但也出巨资重修少林寺。乾隆皇帝巡游少林寺，写诗题匾，并敕令大修寺院。清代县府所设的主管全县僧人的僧会司，也是由少林寺僧人担任。
从隋唐到清末，少林寺与封建王朝一直保持着紧密的关系，也一直是名副其实的皇家寺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