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延慈
记忆回到1999年8月20日上午九时，少林寺举办释永信方丈晋院仪式。当时，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吴阶平先生、全国政协副主席万国权先生等领导，以及当时德高望重的本焕长老、传印长老、佛源长老、惟贤长老等诸山长老，皆见证了这一庄严神圣的时刻。而当时作为侍者的我，也一直在师父释永信法师身旁，欢喜地目睹了这一殊胜的时刻。
不知不觉间，我已经出家修行三十余年，在寺院的生活也将继续下去，终其一生。作为我的人生导师和皈依师父，释永信大和尚给了我太多谆谆教诲与殷殷期许，让我坚固道心，勇猛精进。
释延慈法师与释永信大和尚
我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出生于辽宁省葫芦岛市南票区，当时居住的是矿区，后来被拆后重建。我的父母都是勤劳善良的职工，家里还有一个姐姐、一个妹妹和一个弟弟。1981年，当时正在上初一的我，因为看了一部风靡全球的《少林寺》，便萌生了前往少林寺的念想。直至1986年年底，上高二的我再也忍受不了内心的煎熬，向父亲表达了我想去少林寺习武的意愿。没想到，父亲并没有阻拦我，还对我说男孩子要强身健体，到少林寺学武也是一个正经事。就这样，我带着父亲给我的车费，从辽宁锦州坐火车到北京，再到郑州，最后再坐大巴车到登封。一路上的颠簸劳累，并没有打消我对少林寺的憧憬与希冀。
到少林寺后，我认识了当时正在教授少林功夫的永亭师父，就跟着他学习少林功夫。1987年，我又回到老家，在家人的安排下，上了两年大专。1989年春节过后，我再次背负行囊，前往少林寺继续跟永亭师父学武。1989年5月，永亭师父将我推荐给师父释永信法师。第一次见到师父，他的法相庄严，宛如一尊弥勒佛，让我对他产生强烈的恭敬心，并深感他身上具有威德，是一位可以依怙的师父。
师父见到我，就问我：“听说你练过几年少林功夫，有些底子，想不想出家呢？有没有跟你父母商量过？”我连忙说：“想出家呢，就是喜欢出家人的生活，跟父母商量过，他们也同意了。”师父说：“你来寺院也有一段时间了，听几位法师反映，你做事很踏实，也很认真。今天我给你取个法名，就叫延慈吧！”我听完师父的这番话，“扑通”地一声跪在地上，忍不住泪流满面地说：“感恩师父慈悲，感谢师父恩赐法名！”师父又开示道：“佛教里讲，慈心拔苦，悲心予乐。希望你广结善缘，广行善法，延灯续焰，慈护众生。”“延慈”，即“延灯续焰，慈护众生”之意，师父真是一位慈悲的智者啊！师父又赐我法号“雪印”，比喻像禅宗二祖慧可一样，传佛心印。而在少林寺立雪亭里，就悬挂着乾隆皇帝当年为少林寺题写的“雪印心珠”匾额。随后，师父安排我到少林寺客堂，跟知客师父负责接待，熟悉一下寺院的各项事务。
空相寺山门（图：王海涛）
我本来准备于1989年6月去一家寺院受具足戒的，后因种种原因，未能成行。师父一直鼓励我们几个师兄弟要“饱参饱学”，趁着年轻要多学知识，多去外面参学、行脚。在师父的推荐下，我先后到浙江、广东等地朝山、行脚、参学，并在广东省汕尾市普照寺常住几年。这个寺院应该是国内最小却又最完整的寺庙之一，仅有一个四合院大小，供奉着达摩祖师像，日常的佛事活动都能正常开展。1998年6月，我回到少林寺，向师父禀明想尽快受具足戒一事，师父毫不犹豫地表示同意，并说随时可以为我开号条，去合适的寺院受具足戒。1999年农历二月初七至三月初七，潮州开元寺举办三坛大戒传戒法会，在师父的推荐下，我前往该寺受具足戒。圆戒回寺后，我去见师父，以谢师恩。师父开示道：“你现在已经受过具足戒，是一位真正意义上的出家人了，好好发心吧！只有发大心，行大愿，才能荷担如来家业，在修行的道路上走得更坚实，也能自受益！”接着，师父便安排我担任侍者，做些事情。当时，我对师父升座方丈感到非常欢喜，因为师父是众望所归、实至名归的，党和政府对师父是高度认可的，而师父也是少林寺历史上最为年轻的方丈。
师父是位勤俭节约、朴实本分的出家人，但他却一直注重僧人的形象，为佛教界争取自身权益、维护出家人的形象等奔走呼吁。我在给师父担任侍者的几年里，深知师父的辛苦与不易。师父每天都很忙，重复的接待工作似乎一直没有停止过，经常错过了吃饭的时间。师父在饮食上也从不挑剔，从未给自己开过“小灶”。师父是一个非常注重礼仪的人。有一次，师父让我去叫一个人到他那里去谈事。我过去了，就对那个人说：“师父让你过去呢！”结果，我回去半天了，那个人也没过去。师父就问我：“你是怎么跟人家讲的？”我就说“师父让他过去”，师父微笑着对我说：“你这是不知礼数啊，你应该说，‘请他过来’。”然后，我又跑过去对那个人说：“师父请您过去谈点事呢！”没想到，他立即起身，跟我一起去见师父了。
空相寺内的达摩塔（图：邹相）
住寺、僧装、素食，这一直是师父出家后坚持的“三大铁律”，从未有任何改变。不管是在寺院还是出去办事，师父永远都是一身僧衣，从来不穿便装（他也没有便装）。他说这是出家人的行持，僧衣就是出家人的“名片”。师父自1998年3月开始，连续当选为第九届、第十届、第十一届、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作为宗教界人大代表，师父积极为宗教界奔走呼吁，多次通过提交人大建议案，维护宗教界的权益，如《关于佛道教寺观土地确权登记的建议》《明确宗教财产权属，保护宗教界合法权益》《重视城市佛道教文化生存空间的建议案》等。正是有了师父这个模范和榜样，我在三门峡空相寺期间，也曾连续写了10年的政协提案，最终将文物部门长期封存的“达摩造像碑”迎回寺院。该碑文完整地记述了达摩大师行化故事，上面还刻有国内画家最早所画的达摩画像。这对研究达摩文化、达摩信仰等方面而言，可谓意义殊胜。
2001年年底，师父把我喊过去，对我说：“你在少林寺出家修行也有多年了，之前也到过很多名山大寺参学、常住。现在有一个缘分，三门峡熊耳山空相寺，需要少林寺派僧人过去管理。你想不想去呢？”我当时没多想，就说：“听师父您的安排，出去锻炼一下也挺好的。”就这样，在2001年12月18日，我带着延康法师等三人，一起到了三门峡空相寺。本来想着就是过去住一段时间，没想到一下子常住到现在，一晃二十多年过去了。
空相寺内的达摩殿（图：邹相）
空相寺，位于三门峡市区东50多公里处的陕县（现在为陕州区）西李村乡。据《陕县志》记载，空相寺是与白马寺同一时期建造的佛门圣地，是中国最早的寺院之一，距今已有1900多年的历史。听师父说，1992年时，他就来空相寺调研过，这座寺院与少林寺在历史上就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达摩大师在少林寺后山面壁九年，首创大乘禅宗，被誉为中国禅宗初祖，之后到空相寺留下“只履西归”的千古佳话。1994年时，空相寺就对外开放了。此后，当地政府曾多次与师父商谈，希望少林寺派驻僧人到空相寺。师父做事一直很细心，考虑问题也很周到，当机缘成熟的时候，他才会下决心去做一件事。师父让我到空相寺，应该也是考虑很成熟吧，但对我而言，刚到空相寺时，面对寺院破败的状况，心里如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的。
刚到空相寺时，寺院里没有一座像样的大殿，只有三间空间不大的瓦房可供居住，冬天时也只有一个煤炉。我跟师父打电话叫苦，师父安慰我说：“吃得苦中苦，方能守住庙。庙是要靠发心守出来的，有困难慢慢解决，不要退失了道心。”师父这么给我“打气”，我只能“满血复活”了。2002年正月十六，师父带着师兄弟们来到空相寺，为山门奠基仪式主法。看到师父的身影，我两步并作一步走，还没走到师父跟前，就给师父顶礼了。师父过来搀扶起我，慈爱地说：“让你受苦了，没事哈，一切困难都是暂时的，总会越来越好的。”空相寺山门奠基仪式之后，师父又跟我一起仔细地察看了寺院的建设情况，鼓励我一定要发长远心、行大愿，想办法把空相寺建设好，成为当地的一方弘法净地。
空相寺每年举办达摩祖师纪念大典（图：李嘉）
师父对空相寺的定位很精准，这么多年来，我也一直按照师父的定位和方向，有序地推进各项工作。2002年农历十月初五，空相寺达摩殿举行开光法会，师父再次带领少林僧团过来，为法会主法。当时，师父就提出空相寺为“达摩圣迹，禅宗祖茔”，而少林寺为“大乘圣地，禅宗祖庭”，很显然，空相寺和少林寺是一脉相承的。对空相寺未来的发展，师父也提出“弘扬达摩文化，传承禅宗法脉”的清晰定位，从这里也能看出师父的良苦用心。期间，师父还提出举办“空相寺祭祖庙会”的想法，将每年农历十月初五达摩祖师诞辰纪念日，与当地的传统庙会结合起来，以更好地传承与弘扬禅宗文化。当年农历十月初五，我们就举办了“首届达摩祭祖庙会”，影响力很大，当地政府也很认可。此后，按照师父的建议，我们将“达摩祭祖庙会”改为“达摩祖师纪念大典”，已经连续举办了22届。我按照师父的训示，将达摩纪念大典一直坚持下去，确定以“达摩禅”为中心的发展方向，也给空相寺带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我自己也觉得，“达摩禅”其实就是“少林禅”，达摩大师提出大乘禅法，将跋陀禅师的“三藏心禅”思想进行了完善与提升。而达摩大师的大乘禅法与少林文化相互融合，最终形成了圆融无碍的少林禅法，更有利于少林文化、禅宗文化的弘扬与传播。
师父多次跟我们这些师兄弟讲：久坐有禅，久住有缘。他希望我们都能守住自己的一份初心，在少林寺修行的法师要能忍受得了青灯古佛的生活，在外面管理寺院的法师要能承受得了来自各方的压力和困难。在寺院建设上，师父尤为重视文化建设，除了办内资、建网站、利用新媒体弘法，师父还通过举办少林问禅、中国佛医高峰论坛、少林学学术论坛、无遮大会等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活动，来实现弘法利生、饶益有情的愿力。师父还安排时任少林寺《禅露》的副主编李锐锋先生，为我们编一本内部报纸《空相寺》（后来改为内资《达摩文化》）。师父说，文化建设是寺院管理工作的一部分，一定要重视。师父于1996年5月创办《禅露》，一直坚持办到现在。我听《禅露》主编邹相先生谈到，师父对《禅露》的要求非常高，每期刊登的文章，师父也都会认真审阅，希望通过这一媒介，更好地弘扬与传播少林文化。2003年，李嘉居士到空相寺，帮着我们编办《达摩文化》，先后出版了60期。
空相寺大雄宝殿内的三世佛（图：王海涛）
我一直跟着师父学习，甚至照搬照抄师父的一些管理模式，尽力将空相寺的文化建设做好。2005年，空相寺成立“达摩禅文化研究会”，师父担任会长。2007年，经过与师父商议，我决定恢复农历二月十五的春季庙会，一直坚持办到现在。师父曾开示：“少林文化是在佛教信仰的基础上融合了中国传统文化、倡导儒释道三教合一的文化，所以少林文化是多元的，而且是一种正在生长的活态文化。”对少林文化的弘扬，师父有着清晰的定位，并形成了以禅、武、医、艺为核心内容的少林文化体系。我也按照师父制定的少林文化体系，将空相寺常住院分为几个功能区域，包括达摩禅修院、禅武院、禅画院等，这样更能传承与弘扬达摩禅文化、少林文化，参与者更为广泛。
师父是一个拥有大智慧的修行人，什么事该做、不该做，他都了然于胸。师父在对弟子的培养上更是煞费苦心，通过各种善巧方便，为弟子们提供学习和成长的机会，培养出一大批僧才，就像师父所言，他的愿望是少林寺“人才如林”。2007年的某一天，师父给我打电话，让我准备好简历和相关文字材料，推荐我到北京大学佛教哲学系研究生班（两年制，一年集中学习两次，每次一个月）学习。我知道，这是师父给我争取到的机会。当时，我年纪偏大了，不适合再去佛学院读书，也没有充足的时间上全日制的大学。师父还经常带我们到国外参访、文化交流，以开阔我们的视野，拓展我们的眼界，提升我们的素养。我先后跟师父一起，到访过斯里兰卡、泰国、韩国、台湾等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师父的熏陶与感化，我们空相寺也一直重视僧才培养，先后推荐多位出家人读佛学院，先后向少林寺输送20余位学修兼备的僧人，一些已经在少林寺担任执事。
在少林寺的时候，有师父的谆谆教诲，有师父这个榜样，我们这些弟子做起事来也很得心应手。现在离开师父了，我依然没有脱离师父，感觉距离一点也没有疏远，仍然在师父的指引下奋勇前行。尽管经常会有人非议师父，甚至是在网上诽谤师父，但我都觉得这些都是无稽之谈，始终会坚信师父、护持师父，而对伤害师父和少林寺的行为，我们是绝对不允许的。现在只有在开会、逢年过节时拜望师父，平时见面的机会并不多，我非常珍惜每一次与师父相处的时光。偶尔回到少林寺，看着师父接待一拨又一拨的客人，听着他跟不同的客人侃侃而谈，对我而言都是一种自受益。每次能有机会跟师父安静地坐一会儿，感觉都是极好的。
师父经常叮嘱我，一定要把空相寺这个道场护持好，因为这是祖师道场，对达摩禅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意义深远。我谨遵师父的教诲，发心一定会全力以赴地把空相寺护持好，不辜负师父的期望与重托。在师父的关心与爱护下，我个人也得到成长与发展，于2007年担任三门峡佛教协会首任会长，并于2011年担任河南省佛教协会副会长。我一直感念师恩，正是师父对我的关心与爱护、鼓励与支持，才成就了现在的我。下一步，空相寺将继续围绕信仰建设这个核心，在每年的“达摩大师纪念大典”活动期间，增加“达摩论坛”“达摩书画展”“空相论道”等内容，从不同的角度对达摩禅的定义进行丰富与完善，并形成本寺僧人学修的方向。
我一直坚信，没有师父对我的培养与教育，我可能还是一位普通的“小和尚”，不会有现在这么大的愿力与担当。把空相寺发展起来，才是对师父最好的回报。我心中的师父，是慈爱而威严的，是隐忍而智慧的。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师父的教导下成长，唯一的遗憾就是现在离师父太远了，不能经常陪伴在师父左右，聆听他的法音。只要有时间，我最想做的事，就是回少林寺多亲近师父。
发大心，行大愿，赓续禅门宗风，师父用他四十余年如一日的行化，为我们做出表率。跟着师父的脚步，我们在修行的道路上，也越走越远，越走越坚实！
（作者系少林寺下院——三门峡空相寺住持。）
